解民生之苦 除四大貧困

■不均衡發(fā)展是必要的，但經濟轉型不一定以犧牲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為代價，一部分地區(qū)的富裕不一定要以犧牲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為代價。經濟學告訴我們，一定程度的區(qū)域非均衡發(fā)展有益于經濟增長；但區(qū)域非均衡超過一定極限之后，非均衡的繼續(xù)擴大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甚至會出現負增長。其合理性應該首先建立在能夠保障貧困地區(qū)人口最基本生存和發(fā)展權利的基礎之上。

■只有當每一個公民把生存權和基本發(fā)展權神圣不可侵犯當成首要任務時，并具有強烈的權利實現意識時，政府才會真正致力于保護權利，才會真正把保護公民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作為政策和制度構建的前提。倘若公民及其社會沒有或者嚴重缺乏權利意識，那么，國家憲法賦予的權利形同虛設，既得利益集團才會肆無忌憚。

■從２００７年開始，國家對年所得１２萬元以上的納稅人向稅務機關自行申報納稅，此舉有利于強化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jié)力度。種種跡象表明，通過反貧困、收入再分配和取締非法收入，中國有望在１０年內解決財富兩極分化問題。

■十七大前改革難點縱橫談（１４）■賈品榮

民生中的四大貧困

當前，中國有四大貧困：

經濟貧困：主要以收入、消費、福利等經濟學手段來衡量。在國際上，大都運用基尼系數來衡量貧富差別。在正常情況下，基尼系數大多近于０．３。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２００５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０．４７，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數為０．３３，美國為０．４１，巴西為０．５４。中國總勞動力中，大概８０％的勞動力屬于低收入水平，他們甚至沒有達到稅收的門檻。目前還有２６１０萬人，人均年收入在６６８元以下，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據統(tǒng)計，城鄉(xiāng)之間收入水平的縱向平均差距有２０多年的時間，城鄉(xiāng)橫向的收入加上福利的差距達到６倍以上，全國１０％最高收入組和１０％最低收入組的收入差距是９．５倍，２０％城鎮(zhèn)最富裕的家庭擁有全部城鎮(zhèn)金融資產的５５．４％。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最窮的１％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增長率只有３％，而最富的１％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增長率達到１２％。

能力貧困：主要是指人文發(fā)展因素，包括教育、衛(wèi)生、健康、營養(yǎng)等。從教育來說，教育花費成為農村致貧的首要原因。數據顯示，２００５年全國農村人均收入只有２９３６元，而教育花費的比重達到３２．６％。從衛(wèi)生來說，農村衛(wèi)生是中國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農民的保健水平與城市居民相比，有明顯的差距。從健康來說，在中國的貧困地區(qū)，營養(yǎng)和健康是制約農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目前鄉(xiāng)村醫(yī)療體系逐漸瓦解、新的醫(yī)療服務體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貧困地區(qū)的健康狀況是這些地方部分人無法擺脫貧困的根本原因。

區(qū)域貧困：中國的貧困主要發(fā)生在農村地區(qū)。從地區(qū)分布來看，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貧困縣。據國務院扶貧辦調查，連年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農戶７６％生活在山區(qū)，有４６％的農戶人均耕地不足１畝。目前還有７００萬左右的貧困人口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qū)。改革開放以來在西部大開發(fā)、振興東北戰(zhàn)略提出之前，投資和優(yōu)惠的財政政策均向沿海發(fā)達地區(qū)傾斜，以犧牲內陸省份為代價。這種傾斜式的政策措施和影響目前仍然存在并發(fā)揮作用。政府投資偏重于資本密集型而非勞動密集型，大量集中于沿海地區(qū)的資本密集型投資限制了廣大的西部、東北人口直接從中受益。我們承認，不均衡發(fā)展是必要的，但經濟轉型不一定以犧牲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為代價，一部分地區(qū)的富裕不一定要以犧牲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為代價。經濟學告訴我們，一定程度的區(qū)域非均衡發(fā)展有益于經濟增長；但區(qū)域非均衡超過一定極限之后，非均衡的繼續(xù)擴大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甚至會出現負增長。其合理性應該首先建立在能夠保障貧困地區(qū)人口最基本生存和發(fā)展權利的基礎之上，而作為保障貧困人口生活的重要支柱的社會保障也獨立于扶貧政策之外，與扶貧的目標有較大偏離。如果政府存在公共服務的區(qū)域偏好，在開發(fā)扶貧戰(zhàn)略實踐中仍然體現這一傾向，其結果是貧困人口愈來愈多。聯合國開發(fā)署指出：用人類發(fā)展指數來衡量，中國最富與最窮的省份之間的差距幾乎相當于西方最發(fā)達國家與世界最貧窮國家的差距。

權利貧困：主要是指弱勢群體被排除在社會經濟福利之外。為什么帶有一些嚴重歧視性的制度安排在一些地方能夠長期“貫徹”呢？原因有很多，但人們權利意識的薄弱以及權利意識環(huán)境不發(fā)達是根本。因為，只有當每一個公民把生存權和基本發(fā)展權神圣不可侵犯當成首要任務時，并具有強烈的權利實現意識時，政府才會真正致力于保護權利，才會真正把發(fā)展民生經濟作為政策和制度構建的前提。倘若公民及其社會沒有或者嚴重缺乏權利意識，那么，國家憲法賦予的權利形同虛設，既得利益集團才會肆無忌憚。正是由于人們缺乏權利意識，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貧困人口喪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進而難以擺脫貧困的厄運。

現代市場經濟不會必然導致財富兩極分化

理由之一，現代市場經濟把形成兩極分化的風險分散了。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兩種新情況：一是風險分散的現代市場經濟意識的形成。人們知道經濟活動中潛伏危機，隨時存在風險，所以人們必然隨時會自覺地考慮分散風險，投資多元化；二是分散風險工具的形成。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霍爾在談到美國經濟連續(xù)十年增長、充滿活力的原因時說，“美國建立了一個更加穩(wěn)定的金融系統(tǒng)，它幾乎完全建立在市場而不是銀行的基礎之上”，他說的市場，包括各種金融機構，甚至銀行都涉及證券市場，而其主體是各種基金。甚至連保險機構都有分散風險的工具，再保險公司分散了保險公司的風險。資本市場把投資項目的風險分散到投資主體中了，而投資主體是多元化的，這樣風險大大地分散了，資本市場成為分散風險的最佳方式。這樣，隨著市場經濟向縱深發(fā)展，資本市場成為分散風險的有效工具。既然市場經濟把形成兩極分化的風險分散了，因此，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不會必然導致兩極分化。

理由之二，法律是維系現代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手段，是市場經濟關系的最主要調節(jié)形式�，F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就是崇尚法治，亦即法律將成為政府對社會經濟運行進行調節(jié)的最主要手段。與法制比較，人是靠不住的，法治是靠得住的。但由于中國不少地方的行政法規(guī)大于法律，領導機構的決定大于行政法規(guī)，領導批示又大于行政機關的決定，最終決定市場關系的不是法律，而是領導批示。正是由于法治起不到作用，政府官員的行為缺乏有效約束，才產生了諸如政府官員尋租、部門利益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官商勾結侵吞國有資產、公共資源被少數精英掌控、行政壟斷集團大肆斂財等非基于勞動的財富分配不公現象。

理由之三，現代市場經濟的第一原則是按資源配置的市場中心化原則。就是說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不要介入資源配置。但在中國，行政性壟斷使權力直接介入市場，不僅難以通過市場力量來打破，而且往往構成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性壟斷只應存在于非營利性公共產品。而競爭性行業(yè)，應通過規(guī)范的企業(yè)改制、擴大民營成分的市場準入，形成公平的市場競爭。

理由之四，現代市場經濟必然是反壟斷，追求自由競爭法則。中國的國有企業(yè)效率不高其根本原因在于國企的經營者并不是企業(yè)的真正主人，他們肆無忌憚地擴大在職消費是主人的行為嗎？國企資產的經營風險和盈利無人真正負責，而大量的國有資產被少數人占有、調動、支配，其結果是破壞了整個市場的公平競爭，造成財富被少數人占有，整個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也就愈演愈烈。國有資產流失主要分為五個方面：一是國企ＭＢＯ沒有經過法定程序，內外勾結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二是有些國企把優(yōu)質國有資產分離到三產，主業(yè)的高管在三產兼任董事長，參股甚至控股，拿多份收入；三是國企領導人以親屬名義成立私人企業(yè)，將效益很好的業(yè)務轉包出去，從中牟利；四是企業(yè)內部分配不公，領導多處房產，房產又轉化為個人財富；五是與私人公司合作，異地投資培訓基地、度假村，遮人耳目，拿取高額回扣，享受墮落生活，造成社會不公。另一方面，職工被迫下崗失業(yè)，收入沒有保障，造成社會貧富的巨大差距。在西方，《反壟斷法》被視為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憲法”，因為這種法律能夠解決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壟斷與限制競爭行為，維護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也就是說，通過制定《反壟斷法》，我們可以保護和促進市場上的合理競爭，維護市場經濟的基本格局。《反壟斷法》出臺以后，行政壟斷集團必然會成為《反壟斷法》的執(zhí)法對象，這樣，我們就能夠通過法律的手段，進一步破除行政壟斷集團，消除社會不公平的現象。

理由之五，現代市場經濟強調機會均等的公平公正原則。政府依法通過政策調節(jié)財富和收入分配，以盡量保證每個公民的起點公平。在當前的社會中，在特定背景下制定的制度非但不能改進起點公平，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制造起點不公平，比如城鄉(xiāng)差別、行業(yè)差別、地區(qū)差別，外資企業(yè)的各種優(yōu)惠措施等政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提高，進一步維持這些歧視性的政策必須破除。

理由之六，現代市場經濟強調社會保障體制是穩(wěn)定社會的“底線”。因為和高收入群體相比，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從風險管理獲得的保護也是最不完善的。而要擺脫這種惡性循環(huán)，政府有必要實施社會保障，編制“安全網”，保護不幸者免受困苦。但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不僅覆蓋有限，而且社會保障程度也非常差，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從六個方面來說，現代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不會必然導致財富兩極分化。

中國十年內解決財富兩極分化？

在中國，收入差距的擴大有兩個基本原因：一個是隨著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這部分收入差距的擴大在一定時期內是難以避免的。過去分配制度的平均主義色彩非常重，現在市場條件下，不同要素的貢獻要得到合理的回報，這是得到廣大民眾認可的。改革開放之前，由于過分強調公平性，按勞分配變成了嚴重的平均主義；改革開放之后，不斷承認其他生產要素的分配。到了中共十六大，進行了完全的突破——提出了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都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進步。另一個原因是非法收入、灰色收入，通過非正常渠道分配的收入。這帶來的收入差距造成收入不公。目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場化，而在于收入不公。

收入不公、貧困加大的問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使城鄉(xiāng)差別、地區(qū)差別、工農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得到扭轉”的目標。胡錦濤同志指出，“要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jié)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qū)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從２００７年開始，國家對年所得１２萬元以上的納稅人向稅務機關自行申報納稅，此舉有利于強化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jié)力度，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

種種跡象表明，通過反貧困、收入再分配和取締非法收入，中國有望在１０年內解決財富兩極分化問題。

從公共經濟學來說，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反貧困是一種公共品，具有正的外部性。一方面，它既可以通過對貧困地區(qū)基礎設施的建設及資金、政策的投入使貧窮人口直接受益，同時，全體社會成員都可以從反貧困中、從貧困的緩解中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另一方面，隨著貧困現象的減少，社會秩序的好轉可以使大眾獲得安全感，真正享受和諧社會的幸福。